1933年3月长城抗战期间，身为力行社特务处长的戴笠曾赴北平活动，与张学良部下的东北籍干部有所联络，尤其与特务处长黎天才投契，但张学良因热河失守下课，赴欧考察，两人当时并无接触。

1934年初，张学良回国，任豫鄂皖三省“剿匪”副司令，其部东北籍干部与力行社合组“四维学社”，蒋中正为社长，张学良为副社长，戴笠在筹备和成立期间一直参与其事，跟张学良开始有了直接接触。7月，戴笠接任南昌行营调查课长及豫鄂皖三省总部第三科长，成为张学良名义上的直接下属，两人的交往逐渐多起来。

1935年2月，南昌行营调查课并入力行社特务处，原有的办公场所不敷应用，后来搬入曹都巷，一处占地约六十亩、好几进的老房子，“地方甚大，围墙甚高，门禁森严”，这所房子就是戴笠从张学良手中买来的。

张学良在担任全国陆海空军副司令时，曹家巷这儿是他的行辕，但他很少来南京，大部分时间空着，一般人不太知道，戴笠可知道，所以办公用房不够用时，他首先就打起了这处房子的主意，发了多次电报给张学良，询问这房子的事，张学良让他跟在北平的部下高纪毅（枪毙杨、常的执行者之一）接洽，戴派了郑介民去。

前边的都谈妥了，最后谈到价格，高纪毅说，听闻以前何应钦部长曾出价五万元要买这房子，不知道少帅为什么没卖，戴老板要买，加一千元应该就可以了，也免得何部长不高兴。另外，少帅还说了，知道特务处经济拮据，所以特别允许他们分期付款。还有一个情况，该房屋的契据已经在九一八之变中遗失，尚而向市府补领。

戴笠听了汇报，一面夸赞郑介民，一面叮嘱他，一定要等对方把契据补齐后，“我方方可承买”。为了表示谢意，戴笠表示另外再加一千元，共52000元。3月底，凑了26000元交了首期，余款戴笠以个人名义写了张借据，言明三个月内还清，但他电嘱郑介民：“是项产业之户名不可用弟私人名义。”

此后张学良跟戴笠的私人关系一直很好，西安事变时，戴笠随宋子文刚到西安，就被张学良关进地下室，张其实是要保护他，怕他落入杨虎城之手。事变结束后，张学良被辗转关押，负责人恰恰是戴笠，戴老板也投桃报李，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他尽可能多的关照。晚年的张学良在接受采访时也有几次提到戴笠：“我和戴雨农两个人关系很好”、“戴笠跟我很好，相当好。”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特务处撤离南京，曹都巷那处房子交由军统南京区长钱新民保管，在南京沦陷前被全部烧毁，夷为平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