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声名远播，其名如雷贯耳。秦邦宪，除了被铭记的“左倾”偏差，我们还对这位人物有多少了解？郭沫若曾以“钢铁般的博古，我在你面前宛如愚顽”的诗句，深情缅怀博古。

博古家族共有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他们中的多数曾在京城著名的101中学接受教育。“101中学”以其培养众多干部子女而闻名，而早年便失去父亲的秦邦宪，据传是北宋词坛巨匠秦观的后裔，具体而言，是秦观的第32世孙。

......

记者：秦氏的先祖确实不凡。众所周知，康熙帝曾六次南巡，曹家的先辈有幸四次迎驾，这在红学研究中被视为极大的荣耀，被誉为“如日中天，繁花似锦”的盛世。然而，据传贵府秦家在康熙年间也有六次迎驾的经历，再加上乾隆朝的六次，总计迎驾高达十二次。这究竟属实还是传闻？

秦铁：此事既然已公之于众，谁还敢轻率评论？史书中及宫廷档案中早已有所记载，只是近期才对外公开而已。

记者：曹家历经四次接待皇帝，却因此背负了巨额债务，曹寅在世时还背负了36万两的皇银债务。而你们家接待了皇帝12次，却并未传闻家道中落。这其中定有许多有趣的故事吧。

秦铁：具体详情尚不得而知。然而，众所周知，秦家自历代以来，官位显赫，勋绩卓著，在无锡这片土地上耕耘已逾四五百载。家族分为“河上秦”与“西关秦”两支，而秦邦宪所属的正是“西关秦”。该支的始祖，秦金，亦即秦邦宪的十五世祖，享有“九转三朝太保，两京五部尚书”的美誉，堪称“位极人臣”，声名显赫。而闻名遐迩的“寄畅园”，正是由他一手创立。

记者：寄畅园是否为秦氏家族的遗产？康熙和乾隆皇帝访问无锡时，他们住宿在何处？

秦铁：昔时寄畅园被誉为“驻跸”之地，亦称为“秦园”。起源于明正德年间的秦金，时任兵部尚书，将其扩建为花园，并以“凤谷行窝”命名。秦金去世后，其后人湖广巡抚秦耀将其易名为“寄畅园”。从康熙二十三年至乾隆四十九年，长达百年的岁月里，两位皇帝共12次巡幸江南，每次皆选择寄畅园下榻。乾隆皇帝解释了这一偏爱，他赞誉“江南名胜，惠山秦园最为古老”，且对园中幽静景致情有独钟。为此，乾隆特命工匠绘制园景图带回北京，并在清漪园（今颐和园）万寿山东麓仿建，命名为“惠山园”。

记者：为何这样重大的新闻一直未被公开报道？

秦铁：身为“西关秦”家族的一员，我祖父那一代，秦家已经走向了衰落。我的父亲是一位革命家，他年轻时便远赴他乡，一生奔波劳碌，于39岁那年不幸牺牲，恐怕无暇顾及追溯家族的过往。至于我们这一辈，更是需得“低声下气，谨慎行事”。自父亲离世已有61载，我家便保持着低调的生活方式，深以为这是做人的一种正确态度。

记者：这话怎么解？

秦铁：1954年，我踏入北京101中学的校园，这所学校以其干部子弟的寄宿教育而著称。自那时起，我对父亲的了解逐渐加深。在历史课上，频繁听闻王明博古的“左倾”路线所犯的错误。虽然我不甚理解所谓的三次“左倾”，但留下的印象是父亲曾有过过失，因此我总是小心翼翼，夹着尾巴做人。

然而，总有几位叔叔阿姨会对我言道：“你父亲是个好人，满腹经纶，你将来应当效仿他的榜样。他为人正直，从不涉足任何阴谋诡计，始终秉持光明磊落的品格。他既能升迁，亦能降职，始终服从党的召唤。”

常言道，提及此话的叔叔阿姨中，不乏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剑英将军以及王胡子王震叔叔。回望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父亲逝世的纪念日，若是母亲恰巧外出，朱老总便会邀请我们兄弟姐妹前往中南海共进晚餐。

逐渐地，我形成了对“暧昧”之事保持距离，不去过问的习惯。家中珍藏着一帧照片，那是延安凤凰山上的场景，父亲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肩而立，而父亲位居最左端，周恩来则斜靠在他身旁。然而，在这张公开发表的相片中，父亲的形象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扇门板。我曾仔细比对过这两张照片，内心满是苦涩，最终还是选择了沉默。

谈及寄畅园往事，提及祖先多次迎驾皇上的经历，在我父辈生前，他身为党的要员，当时的社会政治风气对此类事持反感态度。即便他有所了解，又能向谁倾诉呢？

后来我们才隐约得知，实不敢多言。那些所谓的“四旧”、“封资修”，还有那些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真是自讨苦吃！能躲开就最好了。

岁月流逝，这一切终被岁月掩埋。幸而无锡的族谱、县志等资料留存至今，查阅起来一目了然。

……长期处于边缘位置，我逐渐形成了一种处世哲学，那就是保持低调，不事张扬，不刻意巴结权贵。在“文革”期间，王胡子叔叔（王震）遭受迫害时，我经常去看望他。有一次散步时，他告诉我：“小铁，你爸爸是个好人。”我并没有多问，不知他究竟如何评价，有什么具体故事。一方面，路线斗争的问题我们并不懂；另一方面，有些事情，叔叔阿姨们可能不便明说。于是，我们私下里便更多地谈论延安的那些趣闻轶事，因为那个时代我还记得。父亲去世时，我已经是六岁的“延安娃”，至今仍能清晰地回忆起当时的氛围和场景。

记者：记得事发前后的气氛吗？

秦铁：“那天，也就是1946年4月8日，我和母亲张越霞一同抵达了延安机场。那时，父亲作为中共的代表，正在重庆积极投入到《宪法》草案的修订工作中，这一任务他已经连续投入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说来奇怪，延安地区气候素来干燥，地处陕北高原，然而那天却意外地升起了浓雾，且雾气弥漫，继而又下起了细雨，宛如江南的黄梅时节，细雨绵绵，能见度极低。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领导纷纷赶到机场迎接。

约在午后两点，低垂的云层中传来美军C-47运输机的轰鸣声，然而由于能见度不佳，飞机未能成功降落，不久后便返航离去。我和母亲心中满是失望，机场上等候的尽是高层领导，我依稀记得众多人安慰我母亲，称雾气如此浓重，飞机既然无法着陆，自会转道飞往重庆或西安，待两日之后再返回。

不料，与重庆和西安取得联系后，形势急转直下，两地均反馈称未见飞机返航。随后，我和母亲居住的窑洞中，人潮涌动，络绎不绝。有人前来安慰，有人给予勉励，还有人陪伴母亲哭泣。直到数日后，我们才得知，飞机已在260公里外的山西省兴县，位于吕梁山区的黑茶山上空不幸坠毁。翌日，黑茶山脚下的村民发现了博古和黄齐生（王若飞舅父）的两枚印章，以及两枚被烈火焚毁的圆形蓝底白字“中共代表团”证章。

大约在十多日之后，延安举办了盛况空前的“四八烈士”公祭仪式，参与者多达三万余人。尽管当时我尚年幼无知，但已能感受到人潮涌动的壮观景象，花篮与花圈如海洋般绵延不绝，众多叔叔阿姨将我紧紧搂在怀中，泪流满面。

记者：你还记得父亲吗？

秦铁：尽管我们同住一屋，但爸爸与我们共度的时间并不算多。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便是那些时常进行的“老鹰捉小鸡”游戏，因其投入成本之低和乐趣之丰富。他对我们的耐心堪称典范，从未有过一丝不耐烦的表现。此外，我总感觉他格外高大，在那个时代的延安，像他这般身高1米82、身材瘦削的人实属罕见。他的笑声更是独特，声音洪亮，如同“嘎嘎嘎”的鸭子叫声，爽朗而动听，即使在远处也能清晰听到。因此，自小我就亲切地称他为“母鸭子”。

“这位‘母鸭子’对待人极其热情。在延安时期，他拥有专供的牛奶，得知其下属杨永直——解放后曾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的夫人乳水不足，便毫不犹豫地将这瓶珍贵的牛奶赠与他们。”

秦铁举手投足间，无不透露出军人特有的英姿飒爽。经询问，果不其然，他在军中服役已逾十载。

记者：你之前提到过过低调的生活，但据我所知，那时候参军是条不错的出路。你是通过关系，依靠叔叔伯伯，才得以入伍的吗？

秦铁反驳道：“错了！那时的我身体状况极佳！在那个年代，军人身体素质分级明确，甲级条件中还细分为‘空、潜、快’三个类别。‘空’代表空军，‘潜’代表潜艇，‘快’则是快艇。每个类别对身体素质的要求都非常严格。我的体检结果显示是潜艇类别，这样的身体素质，难道还需要走后门吗？！”

1964年，军队院校开启了从部队选拔学员的机制。彼时，我已年满24岁，荣幸地被选入山东青岛的潜艇指挥学院深造。翌年，我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并荣获了五好标兵的称号。正当我事业蒸蒸日上之际，“文化大革命”的风暴骤然席卷而来。

贺龙、罗瑞卿、王胡子这些历经长征的老革命家，他们对党的忠诚之情溢于言表，又怎能被冠以“反革命”的罪名呢？

自此，我淡出了政治的纷争，整日宅在家中，或是沉浸于书海，偶尔与友人同行至公园，泛舟湖上，这便是我自诩的“逍遥派”生活。作为逍遥派中的佼佼者，我最大的收获便是邂逅爱情。我的女友乃101中学友谊班的师妹，我们于1972年喜结连理。

记者：你有“犯错基因”？

秦铁：（哈哈大笑）可不是这么回事！我父亲正是在26至28岁那几年犯了错，而恰好，我也是在这个年龄段遭遇了不幸！

1967年，我完成了军事院校的学业，正于东海舰队招待所等待归队的手续办理。那时，一群与我同年入伍的北京战友前来探望，我们闲聊了一些小道消息。没想到，事情出现了转折！我浑然不觉，那些与我畅谈的朋友中，有些人已经被列入了“黑名单”。例如，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儿子，他在原子弹成功爆炸时，公然质疑说：“美国似乎并没有毛泽东思想，那为什么他们的原子弹比我们提前爆炸了呢？”这一言论让他也遭到了禁言。

在全体支队会议上，他与其他几位来自北京的战友一同被拘捕。后来，由于一名未知的告密者，我们私下传播的消息被当作是对“中央文革”的攻击而曝光。1968年，我也遭到了隔离和审查，这一审查持续了一年多。有一次，专案组人员拿着文件对我咆哮，指责我要成立小军委。我反问他们是否明白常识，中央军委的权力岂是随便可以夺取的？接着，他们又指控我要偷船逃往台湾，我回应说我们不是在学习毛主席的语录吗？毛主席教导我们要相信群众、相信党，船上不是有坚强的党支部和众多勇敢的战士吗？如果我要逃往台湾，岂不是会被他们立即制止！

他们侧目而视，指责我的态度粗鲁无礼，甚至直指我是在为父亲洗白历史。我反问，哪有将红案变成黑案的说法呢？

有人质疑您家老人还在从事“红案”工作吗？我回应说，我父亲已故，毛泽东曾题词“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不信的话，你们可以去查证。

他们转眼间又辩称，那是对“四八烈士”其他成员的纪念，并非针对秦邦宪。我却坚持己见，要求他们出示证据，证明毛主席的题词中是否含有“秦邦宪除外”的字样。“四八烈士”的追悼会横幅上明明写着“王秦叶邓诸烈士”，其中王代表王若飞，叶代表叶挺，邓代表邓发。那么，这里的“秦”字，难道不是指秦邦宪，而是指向谁呢？

最终，海军“文革”小组草率地将我们定性为“反革命集团”。我是这个小团体的首领，只因我是唯一一名军官，而其他人皆为战士。随之，我被押上了军事法庭，并在上海提篮桥监狱附近度过了长达一年的囚禁时光。

“林副统帅”颁布了“一号命令”，指挥战备疏散行动之后，军事法院的院长对我开始了审讯。他告诉我，你所提供的材料仅仅是检举和揭发，缺乏确凿的证明，因此此案成了一桩悬案。我回应道，我本就清白无辜，内心毫无负担。随后，那些言辞最为激烈的士兵被判了五年监禁，而另一位来自陕北的士兵则被遣返回了故乡。他们都背负了反革命分子的罪名，而我则是“帽子悬于群众之手”，被送回苏北接受监督劳动。

1971年，林彪事件爆发，我趁着回北京采购农用机械的空档，给叶剑英元帅寄去了一封申诉信。叶帅一经关注，便有人对我过去的疑问进行了复查。不久，那些诬陷我攻击林彪的指控被撤销，而针对我攻击陈伯达的指控也消失了。然而，他们却留下了一条尾巴：“攻击中央某首长，犯有严重政治性错误”。我瞥了一眼，便装作不懂，询问：“这‘中央某首长’指的是谁？”得到的回答是江青。我随即提议，为何不直接写明“江青”的名字呢？如此一来，若江青遭遇不测，我或许还有机会洗清冤屈；若她安然无恙，那我也认了倒霉。而如今，仅以“中央某首长”指代，谁出了问题都不明朗，我岂不是要背负一辈子的黑锅，永无翻身之日？

他们怒斥：大胆反动！

直至1975年，邓小平挺身而出，肩负起一段工作的领导重任，海军政委亦发声表态，指出秦铁的言论并不构成对江青的攻击。于是，我的疑虑得以消解。翌年，即1976年，海军“文化革命办公室”正式下发文件，对我进行了平反。

众多老一辈革命者皆熟知，周恩来在弥留之际，屡次叮嘱：张越霞同志素来优秀，历经沧桑。日后若她遭遇困境，理应给予适当的关照。

1937年，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博古（秦邦宪）以及朱德，齐聚一堂。

在党史的记载以及与博古同志相关的官方传记中，周总理的临终遗言往往被诠释为对他深切的怀念之情。

1950年代初期，张越霞担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一职。随着干部供给制向薪金制的转变，她不禁察觉，仅凭薪资已不足以支撑起抚养六个孩子的重担。她的孩子们中，秦铁的五位兄姐，系博古与已故前妻刘群先所生。刘群先曾是一位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在苏联卫国战争期间英勇牺牲。仅是六个孩子的学费杂费，便几乎让她倍感压力。

她径直来到杨尚昆的住所，直言不讳地问道：“你们只照顾活着的人，那去世的人怎么办？”杨尚昆温和地回应：“哎呀，大姐，别急，慢慢说。”张越霞接着说：“博古这些孩子，仅靠我微薄的收入，是无法让他们成人的。”杨尚昆表示赞同：“没错，他们是烈士的后代。”随后，他们决定为每个孩子每月提供20元的生活补助。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有关部门揭露了一名贪污分子盗取了博古的一笔稿费，高达近1000元，这笔钱随后被组织转交给了张越霞。

在那个年代，1000元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张越霞出于对公利的考量，毅然决然地主动退还了孩子们的生活补助金。

此事令秦家后辈铭记于心，其中尤为深刻的是张越霞的母亲终身心怀愧疚，对博古时期党所遭受的损失深感自责。

记者：在你的母亲看来，博古是个怎样的人？在她生前，她是否曾和你们讨论过他？

秦铁：他，乃是一位品格卓绝之士，敢于直面并坦诚认错，远离了低俗的诱惑，全心全意，鞠躬尽瘁，为党的伟大事业不懈奋斗！

有些事务虽由他人操办，但他却主动写信至中央，承担起全部责任：“此乃我之过。”此外，他从不贪功。我的父亲便是如此，时至今日，人们对他的品德评价，无不交口称赞。

记者：你和你母亲讨论过他的错吗？

秦铁：母亲曾多次向我提醒，父亲由于不熟悉我国社会实情，曾经历过一段曲折的道路。然而，他勇于面对并承认错误，对于给党组织带来的损失深感悔恨，因此在延安七大上的自我检查中表现得尤为深刻，赢得了全党的宽容与理解。妈妈经常说，你爸爸常常自责，认为他给党造成的巨大损失，即便我再辛勤付出、再努力工作，也无法完全弥补。他的内心充满了愧疚。

记者：有关你父亲的历史，存在一些争议点，其中之一便是关于他是否曾经担任过总书记一职。你对你的父亲有何看法？

秦铁：有人尊称他为“负总责”，例如《辞海》1999年版所记载；也有人称其为“总书记”，如“中央党史网”所示。我个人倾向于采纳权威的“党史网”说法。此外，当年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报》也常以“总书记”称呼我父亲。

记者：众所周知，您父亲曾犯下所谓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作为他的儿子，您如何评价他曾经的贡献呢？

秦铁：你向我下达了任务。首先，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秦邦宪作为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与周恩来、叶剑英并肩作战，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巧妙斡旋，最终促成了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其功绩不可谓不大；其次，是恢复并重建南方13省的党组织，组建新四军，以及营救出被国民党拘禁的我党众多党员和革命群众；再者，1938年，他创办了《新华日报》，1941年又创立了《解放日报》，并担任社长一职，同时兼任新华通讯社社长，堪称党的新闻事业的奠基人。

记者：每项成就，放诸今日，依旧光彩夺目。尤其是新四军的建立，正是秦邦宪、叶剑英与蒋介石经过漫长“马拉松”谈判的结晶……作为他的子女，您是如何看待您父亲曾犯下的过失的呢？

秦铁：其所谓的“左倾教条主义”对党的历史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然而，在探讨中国共产党历史时，不得不提及“共产国际”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历。可以说，共产国际既是革命的助力，也是革命挫折的源头。它不仅为中共培养了人才，增强了革命者的信心，让人们确信苏维埃在俄国已成为现实，而非空中楼阁，但同时也因对中国革命的不切实际的远程指导和命令，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诸多困扰。我的父亲在历史上扮演了犯错者的角色。共产国际的指示不能完全忽视，因为当时中共是其分支，遵守指示是不可避免的。李立三因不服从共产国际的命令而未受到撤职，这表明作为一个支部，中共相当于中央与各省省委的关系，中央的指示理应得到执行。

所以，毛泽东的伟大也就在这里，他对“共产国际”的态度一向就是：有理则听，无理则“聋”。现在的话是“装聋”，你能拿我怎么样。

“各种不良后果，我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这里并非‘之一’，而是最为核心的负责人。”这种坦荡的人格魅力，时至今日仍被众人所称赞。

记者：随着战鼓声的逐渐消失，我们不禁感叹时光荏苒。提及您的父亲，感慨颇多，尤其是您也即将退休。能否分享一下您在退休前所从事的职业？

秦铁：我驾驶远洋货轮航行了一生……在我获得平反的那一年，我计划前往天津远洋总公司，恰逢该公司初创，急需技术人才。鉴于我精湛的技术能力，公司口头答应了我的请求，但随后却婉转地表示：“由于我们公司涉及涉外业务，频繁出国都需要经过严格的政审，而您曾是‘反革命’，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我并未气馁，将他们的歧视行为诉诸于上层，直至交通部部长亲自过问，远洋总公司这才作出让步。有了这一先例，众多“同案犯”也纷纷从天津远洋总公司复员。

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从船上的最底层工作做起，从驾驶助理、三副、二副到大副，直至船长之职。在天津远洋总公司旗下，我几乎驾驭过所有类型的船只。我驾驶着1万至3万吨级的货轮，在全球各地航行。我们的工作节奏是连续工作9个月，然后休息2个月，这样的循环一直持续到1995年，我正式退休。我的退休级别为县团级，我并非党员，未曾分配过住房，退休金每月仅有1100元。然而，在这11年间，我过着简朴而自在的生活。我的四个兄弟姐妹也均已退休。

如今缅怀我的父亲，我认为最为关键的是汲取他作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所具备的高尚品格。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品德高尚、心灵纯洁、远离低俗趣味、为人民福祉贡献力量的优秀个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