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5日，北京西郊的会议大厅刚过午后，窗外柳枝新绿，室内却弥漫着一种久违的紧张。许多与会者注意到：彭真步入会场时两鬓已白，却神情沉着。他缓缓扫视全场，开口第一句就是“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丢不得”。一句话，压住了杂音，也让人把目光重新投到这个沉潜十二年再度站到中央讲台上的老人身上。

掌声落定，现场归于寂静。灯光下的彭真没有翻稿，似乎整段历史早已烙进脑海。他先讲“旗帜”二字的意义，随后话锋一转，提醒在座者要冷静辨析个人遭遇与历史功绩，“不能把情绪当结论”。这一开场，与其说是为自己辩白，不如说是给党内外关于毛泽东功过的争论划下坐标。

谁也没有想到，昔日被扣上“资产阶级司令部”帽子的他，复出后首先谈的就是要维护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历史定位。这种态度，是他数十年政治阅历和战场摸爬滚打锤炼出的选择，而不是一时冲动。

时针拨回四十年前。1938年9月的宝塔山下，六届六中全会正在进行。晋察冀前线甫一脱险的彭真赶到延安，向中央报告敌后斗争的真实情况。毛泽东听得专注，不时记录。会后毛泽东评价说：“彭真的材料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从此，“实事求是”四字，成了二人交流的共同语言。

晋察冀边区地形复杂，敌伪势力犬牙交错。彭真与聂荣臻、程子华决策时，经常夜坐破庙，油灯忽明忽暗。有人争论应否硬碰硬夺城，彭真低声一句：“先给老百姓一个家。”所谓家，就是土改、政权、金融一揽子政策。结果仅两年，边区人口、耕作面积、税收都在战火中逆势增长，令延安侧目。

抗战最艰苦的1940年冬，阎锡山部队乘隙来扰，导致根据地粮价飞涨。彭真骑毛驴赶到集市，问摊主：“一升小米几分钱？”老人颤声回答。旁人事后问他为何亲自“查价”，他淡淡道：“价格就是民心温度计，烧得太高就要灭火。”这段田野调查的镜头，被边区干部当作“现场教学”，也奠定了他终生推崇群众路线的基调。

1941年初回延安，彭真带去厚厚一摞政策材料。中央政治局听七次汇报，每次都坐得满满当当。毛泽东会后建议将材料印成册子发给各根据地，“照此办理”，足见对其实践经验的肯定。

新中国成立后，彭真北上就任北京市长，不久又兼任市委第一书记。1961年北京财政吃紧，他在市政会议上突然抛出一句：“先想想炉火旁的退休工人，中午有没有热汤？”众人愣神，他却已要秘书下去查各城区老工人食堂的米面油。务实作风，自始至终。

然而到1965年底，政治气压骤然下跌。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上，轮番揭发铺天盖地。彭真一次次插话：“有几分材料，就讲几分结论；八分事实，才配两分议论。”话往往说到一半就被噤声，可他始终坚持。会上有人悄声劝他“不要杠得太硬”，他却平静回答：“说假话，日后更难过。”

1966年5月，《五一六通知》公开，彭真被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铁窗之内，他读《史记》《旧唐书》，也抄马列经典。警卫说他常自言自语：“总有一天，他们还会来问我。”十二年囹圄，三年流放，他硬是靠读书和沉思熬过。

1978年底，中共中央为他平反。走出秦城的那天，月光撒在甬道上，警卫道一声“彭副委员长请”，声音发颤。彭真只问：“书可以带走吗？”得到肯定，他微微笑，抱起那摞做满批注的《资本论》。

复出后，他被推举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对这一职务，他的第一句话是：“从此立法就是实事求是的检验场。”1979年至1988年，五届人大共通过百余部法律，刑法、民法通则、地方组织法、民事诉讼法等相继面世，奠定共和国法治框架。

在审议刑法草案时，一些代表担心“法大还是党大”的老问题。彭真声调不高，却句句有力：“法律是党的意志与人民意志的统一体。党员首先要当守法模范。”漫长的会议里，他常以铅笔在条文旁写“可操作否”“有调查无”，再挨个请来起草者问细节。

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开审，历史的目光聚焦最高法院特别法庭。彭真担任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他反复提醒法官和检察官：“只判刑事罪行，不判路线是非。”这一原则，既保证审判合法性，也让世界第一次见识到中国法治的决心。

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与他早年倡导的群众路线一脉相承。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现场，有人建议对干部和普通公民的权利义务作区别待遇。彭真放下茶杯：“工人、农民推我们上来，不是让我们凌驾其上。”草案据此删改，最终确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条款。

时光进入1990年代，苏东剧变的风声波及中国。有人借口反思历史，对毛泽东及其思想极尽否定。此时的彭真，虽已年逾八旬，仍反复强调“旗帜”不可弃。他在会见延安精神研究会成员时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的结晶，“离了它就像船失锚，会在风浪里转圈”。

一名年轻学者私下问他：“您被关了九年，还坚持称颂毛主席，不觉得矛盾吗？”老人平静答道：“崇拜不是迷信，辩证看问题才配称马克思主义者。”短短一句，透露的却是久经磨砺后的政治定力。

彭真有句口头禅：“调查研究是判断真理的保险栓。”无论战时进村落、和平年代下矿井，还是晚年主持人大立法，他始终要求干部带着问题走向工棚炕头。在他看来，群众的实践才是唯一可靠的“投票器”。这套方法源自延安，也塑造了他对毛泽东的长久敬重，因为二人都把“向下扎根”视作政治生命线。

1991年初夏，他在香山小楼会见来访者。说话间忽地放下茶杯，指着窗外槐树说：“战争年代，树皮能当饭；和平年代，法律就是树干——大家得抱它活。”客人默然，记下这句不温不火的比喻。

值得一提的是，彭真对个人崇拜并非毫无警惕。1980年一次谈话中，他坦言：“若再有人学样让大家喊万岁，一定要拽下来。”然而，他也承认自己在重大关头往往首先信任毛泽东的判断，“因为他在决定胜负的那几步，往往比常人先走了一里地”。这番自白，既有感情，也带有对党史经验的冷静分析。

1992年春，彭真病重住院。探视者劝他少谈公事，他却让人拿来修改中的《公司法》草案。一条条圈划完，他轻声说：“立法只完成了半壁功夫，关键是执行。”这句提醒，是他对后来者的临别叮嘱。1997年4月26日，这位经历北伐、抗战、解放战争、“文革”风云以至改革初潮的革命家，走完93年人生。

他的身后事极简，丧仪上摆着一本翻得卷边的《实践论》。悼念者来自各条战线，有的在战壕中听过他讲话，有的在工地上接受过他调研，有的在立法现场与他通宵推敲条文。人们谈起他时，常用两组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这八个字，是他毕生行止的注脚，也是他对毛泽东思想最直观的践行。

回味当年京西会场的那句“丢不得”，不少与会者渐渐明白：那不是简单的口号，而是一位老党员在烈火与深渊中淬炼出的信念。此信念支持他面对枷锁仍守规则，也支撑他在风雨再起时，稳住方向。

延伸内容：晋察冀经验的深层逻辑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成功，并非后来想象的“天时地利人和”那么简单。首先，地理形势虽险峻，却也意味着交通不便、物资匮乏。彭真带队进驻时，部队平均口粮一天不足一斤，多数战士穿着打补丁的旧棉衣。此种条件下，如果没有科学的土地政策与统一战线策略，再好的军事实力也会被饥荒与内部离心撕扯。

彭真提出“先分清阶级，再决定地租”，不是空话。他组织工作队下乡丈量土地，对地主富农的占有量、佃耕关系逐一登记。有人急性子，主张“一刀切”分田，他反问：“佃户多的村子，凭啥跟自耕农同样对待？乱来只会让群众吃亏。”在多次试验与民主评议后，晋察冀推行差别化减租减息，竟使地主群体内部也出现支持抗日的声音。

与此同时，边币、边区银行、合作社相继成立。经济措施看似琐碎，却为根据地部队提供了粮秣和情报。边区政府发放“公粮兑换券”，把战场供给与农户收益挂钩，等于让老百姓成为前线胜败的利益相关者。枪杆子后面，有了钱袋子和粮袋子，抗日游击队的战力因此相持不衰。

文化与法制建设同样不能忽视。边区小学教材里第一次出现“宪法常识”，鼓励儿童讨论土地归属、婚姻自主。在敌后烽烟里谈法制，乍看有些理想化，但彭真认为：“没有法，连墙根都守不住。”边区法庭审理欠租纠纷时，地主、佃农坐在一间窑洞里发言，判决书贴在村口，规定罚款不能折成粮食，要用公币；此举既保护农民口粮，也避免地主再度倒向敌占区。

革命胜利后，全国政权框架从解放区经验出发扩展。彭真常说，1940年的“施政纲领”与1954年宪法之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尊重民意、注重程序、反对特权。多少年后，一些晋察冀老干部回忆，自己最先接触的“法制”概念，不是在北平的课堂，而是在夜半围着油灯抄写边区布告。

如果说毛泽东在延安孕育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那么彭真在晋察冀则贡献了验证场。他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拆成若干可操作的环节：调查、试点、修正、再推广。这种笨办法，却在极端残酷的战争中显示出了惊人韧性。今天翻检当年的成文档案，常可见到同一份文件多次涂改，每一处修改背后都是一次田野反馈。

彭真对毛泽东的崇敬，与其说出于个人情感，不如说源自方法认同。二人都把实践置于理论的前面，也都把人民作为检验一切的尺度。正因如此，他在1979年的京西讲话里，没有将毛泽东思想抽象化为空洞符号，而是强调要把“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落实到立法、执政、监督的每个环节——这才是旗帜的真正内涵。

当年晋察冀的薄田瘠土早已换了模样，边区小学校也变成高楼大厦。遗憾的是，随着时代推移，人们记得聂荣臻的枪声，记得狼牙山的激战，却往往忽视彭真在背后那本厚重的《施政纲领》。理解这份纲领，才能理解他为什么在最艰难时刻，依旧对“旗帜”二字念兹在兹，因为那面旗帜曾在战火中指引过千千万万的农夫、少年与战士，而他正是亲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