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世恩怨：历史交织下的矛盾根源

高句丽，这个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政权，其起源可追溯到公元前 37 年 。由夫余王子朱蒙建立，起初，它只是一个偏居一隅的小政权，在浑江流域的纥升骨城扎根，默默积蓄力量。在随后的岁月里，高句丽凭借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顽强的民族精神，逐渐崭露头角。

西汉时期，高句丽作为汉玄菟郡下辖的一个县，与中原王朝保持着相对稳定的从属关系。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句丽的野心开始膨胀。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中原大地陷入军阀混战，无暇顾及边疆事务，这给了高句丽绝佳的发展机遇。它趁机不断兼并周边的小部落，势力范围逐渐扩大到辽东地区。

进入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陷入长期的分裂和动荡，高句丽更是如鱼得水。它不仅吞并了东沃沮、东濊等周边民族的土地，还多次侵扰辽西走廊及幽燕之地，直接威胁到了中原王朝的安全。此时的高句丽，已经从一个不起眼的小政权，发展成为一个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丰富资源的地区强国。

到了隋朝统一中原后，高句丽与中原王朝的矛盾日益尖锐。高句丽一方面与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结盟，试图形成对隋朝的东西夹击之势；另一方面，它频繁侵扰隋朝的东北边境，对隋朝的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据史料记载，开皇十八年（598 年），高句丽王率靺鞨骑兵万余进攻辽西，虽然被营州总管韦冲击退，但这一事件彻底激怒了隋文帝杨坚。同年，隋文帝派大军 30 万，分水陆两路进攻高句丽。尽管此次出征因道路和天气原因，粮草供应不上，又遭遇疾病，隋军损失惨重，最终不得不退兵，但双方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为日后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埋下了伏笔。

初征风云：百万雄师的折戟之殇

大业七年（公元 611 年），隋炀帝杨广在刚刚结束巡游江都后，便马不停蹄地开始为征讨高句丽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他深知，此次东征意义重大，不仅关乎隋朝的边疆稳定，更关乎自己的雄心壮志能否实现。为了确保战争的胜利，他倾尽全力，调集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在这一年，他下令在东莱海口日夜赶造战船，官吏们为了完成任务，日夜监督民夫，民夫们昼夜站在水中劳作，不敢有丝毫懈怠，以至于从腰部以下都生满了蛆虫，十分之三四的人因此死去 。同时，他还征发了江淮以南水手一万人，弩手三万人，岭南排镩手三万人，又调发河南、淮南、江南的民夫供应军需，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忙碌。为了保证军队的物资供应，他下令将洛口仓与黎阳仓的粮食都调到涿郡，又征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舳舻相次千余里，载兵甲及攻取之具，往还在道常数十万人，填咽于道，昼夜不绝，死者相枕，臭秽盈路，天下骚动。

经过一年多的精心筹备，大业八年（公元 612 年）正月，各地兵马终于在涿郡集结完毕。此次出征，隋军总兵力达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号称二百万，运粮民夫更是倍于士兵，如此庞大的军队规模，在当时堪称举世罕见。隋炀帝将诸军分为左右各 12 军，分别由 24 道进军，计划在高丽都城平壤会合。为了炫耀军威，他还特意安排每日发一军，前后相距 40 里，连营渐进，各军首尾相继，长达 960 里，御营分为六军，最后出发，连绵 80 里，史称 “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然而，战争的进程并没有如隋炀帝所预期的那样顺利。三月，隋军进至辽水，高句丽军早已占据有利地形，凭借辽水天险顽强拒守。隋军架设浮桥，准备渡河，但由于桥短未达东岸，高句丽兵趁机大举进攻，隋军骁勇者赴水接战，死者甚众，前锋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等虽跃至对岸，也奋战而死。隋军无奈，只能收兵，继续造桥。两日后，桥成，诸军依次渡河，与高句丽军在东岸展开激战，大败高句丽兵，乘胜进围攻辽东城（今辽宁辽阳）。

本以为胜利在望，但隋炀帝却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他自恃过高，对军事指挥过度干预，限令诸军 “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勿得专擅”，还规定 “高丽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两道命令看似仁义，实则严重束缚了隋军将领的手脚，使他们失去了战场的主动权。高句丽军队深知隋军的这一弱点，多次以诈降之计争取时间，加固城防。每当隋军攻城将陷时，高句丽守军便假称投降，隋军将领因隋炀帝的命令，不敢继续进攻，只能驰奏请旨，等命令传来，城中防守已固，如此再三，隋军始终未能攻克辽东城。

在辽东战场陷入僵局的同时，隋朝的水军也遭遇了挫折。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沿浿水（今朝鲜大同江）进至距平壤 60 里处，击败高句丽军，乘胜以精甲 4 万直抵平壤城下。然而，高句丽设伏于外城内空寺中，佯败诱隋军追逐入城，然后发动伏兵攻击，隋军大败，士卒仅剩数千人，来护儿不敢留下接应陆军，率残兵退至海滨。

此时，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荆元恒等九军共 30.5 万人，正奉命向平壤进军。隋军于辽水西出发时，人马皆携带百日粮，但由于负荷过重，士兵们多有埋弃，行至中途，粮食将尽。当诸军进至鸭绿水（今鸭绿江）西时，高句丽大臣乙支文德前来诈降。乙支文德见隋军面露饥色，便诱使隋军深入，使其疲惫不堪。隋军果然中计，渡鸭绿水追击乙支文德，一日七战皆胜，又渡过萨水（今朝鲜清川江），进至距平壤 30 里处。此时，高句丽再次佯为请和，宇文述等见粮尽兵疲，难以再战，且平壤城险固不易攻拔，遂列方阵且战且退。七月，隋军退至萨水，半渡之时，遭到高句丽军的突然袭击，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隋军诸军皆溃，士卒奔还，将不能止，九军还至辽东城下时，仅剩 2700 人，军资器械损失殆尽。

第一次征讨高句丽，就这样以隋朝的惨败而告终。这场失败，不仅让隋朝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更让隋炀帝的威望受到了沉重打击。国内百姓因沉重的兵役和劳役负担，苦不堪言，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的烽火也随之悄然燃起。邹平民王薄率先拥众据长白山，剽掠齐、济之郊，自称知世郎，并作《无向辽东浪死歌》，以相感劝，避征役者多往归之，拉开了隋末农民起义的序幕。此后，各地起义军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隋朝的统治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 。

再举战旗：壮志未酬的无奈折返

第一次征讨高句丽的失败，并没有让隋炀帝杨广就此放弃。他深知，这场战争不仅关乎隋朝的颜面，更关乎国家的边疆安全和战略布局。于是，在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正月，隋炀帝不顾国内百姓的疲惫和社会矛盾的激化，再次下诏征发天下兵，准备第二次征讨高句丽。

为了弥补第一次征讨时的损失和不足，隋炀帝这次做了更加充分的准备。他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征调更多的士兵和民夫，加强了军队的训练和装备，同时还改进了攻城器械，制定了更为详细的作战计划。此外，他还任命了一批经验丰富的将领，如宇文述、杨义臣等，希望他们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四月，隋炀帝亲率大军再次抵达辽东前线。隋军吸取了第一次征讨时的教训，迅速渡过辽水，对辽东城展开了更加猛烈的攻击。他们采用了多种攻城战术，如使用飞楼、撞车、云梯等器械攻城，还挖掘地道，试图从地下攻入城中。高句丽守军则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和顽强的战斗意志，进行了殊死抵抗。他们用石头、箭矢、热油等武器，击退了隋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双方在辽东城下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

就在隋军与高句丽军在辽东城下激战正酣时，后方却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 —— 杨玄感叛乱了！杨玄感，这位隋朝开国功臣杨素之子，凭借着家族的显赫地位和自身的才能，在朝廷中担任着重要职务。然而，隋炀帝的一系列政策和行为，却让他逐渐心生不满。隋炀帝的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使得国家财政负担沉重，百姓生活困苦。同时，隋炀帝对杨素家族的猜忌和打压，也让杨玄感感到自身的地位和安全受到了威胁。

而此次第二次征讨高句丽，杨玄感奉命在黎阳（今河南浚县）督运粮草。他见国内农民起义不断，隋朝统治摇摇欲坠，便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决定趁机起兵反叛。大业九年（公元 613 年）六月，杨玄感假称接到密旨，称来护儿谋反，需要各郡发兵前往黎阳共讨来护儿。他以此为借口，扣押了前往辽东的粮草，并召集了附近州郡的兵力，迅速组建起了一支数万人的军队。随后，他率领军队向洛阳进发，一路上攻城略地，声势浩大。许多对隋朝统治不满的百姓和贵族纷纷响应，杨玄感的军队很快就发展到了十多万人。

洛阳，作为隋朝的东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和战略地位。杨玄感深知，只要能够攻占洛阳，就能够极大地动摇隋朝的统治根基。因此，他将进攻的重点放在了洛阳。然而，洛阳城地势险要，城防坚固，且有重兵把守。隋军将领樊子盖等人率领守军，凭借着坚固的城墙和充足的物资储备，顽强地抵抗着杨玄感的进攻。杨玄感虽然多次发动进攻，但始终未能攻克洛阳。

隋炀帝得知杨玄感叛乱的消息后，惊恐万分。他深知，杨玄感的叛乱一旦得不到及时镇压，将会引发更大的连锁反应，甚至可能导致隋朝的灭亡。于是，他果断下令放弃对高句丽的进攻，立即回师平叛。他留下部分军队继续围困辽东城，自己则率领主力部队迅速返回内地。为了尽快平定叛乱，隋炀帝还调集了各地的军队，对杨玄感形成了包围之势。

在隋炀帝的全力围剿下，杨玄感的军队逐渐陷入了困境。他们不仅面临着隋军的强大压力，还面临着粮草短缺、士气低落等问题。随着战争的持续进行，杨玄感的军队逐渐失去了优势，开始节节败退。最终，在隋军的猛烈攻击下，杨玄感的军队全军覆没。杨玄感自知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只好让弟弟杨积善将自己杀死，这场叛乱仅持续了两个多月便宣告失败。

虽然杨玄感的叛乱被成功平定，但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行动却也因此功亏一篑。这场叛乱不仅给隋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也让隋炀帝的威望再次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国内的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农民起义的烽火愈演愈烈，隋朝的统治陷入了更加严峻的危机之中 。而高句丽则凭借着顽强的抵抗和隋朝内部的变故，再次成功抵御了隋朝的进攻，得以继续在东北亚地区维持其统治地位。

终章落幕：虚幻胜利下的王朝危局

第二次征讨高句丽的半途而废，并没有让隋炀帝杨广放弃征服高句丽的念头。在他看来，前两次的失败只是意外和偶然，只要再次集结力量，就一定能够实现自己的目标。于是，在大业十年（公元 614 年）二月，隋炀帝不顾国内已经是民不聊生、起义烽火遍地的严峻局势，再次下诏征发天下兵，进行第三次征讨高句丽 。

然而，此时的隋朝已经是强弩之末，国力在之前的战争和大规模工程建设中被严重消耗，百姓们也被沉重的兵役和劳役压得喘不过气来。各地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了躲避兵役，许多百姓甚至不惜自残肢体，民间称这种行为为 “福手福足”。在这样的情况下，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的军队无论是士气还是战斗力，都远不如前两次。

尽管困难重重，但隋炀帝仍然固执地踏上了征程。四月，他亲率大军抵达怀远镇（今辽宁沈阳附近）。此时的高句丽，经过前两次大战，也元气大伤，国内疲惫不堪，实在无力再与隋朝进行大规模的战争。高句丽国王高元见隋朝大军压境，深知难以抵挡，于是决定采取缓兵之计，遣使向隋炀帝请降，并将去年叛隋投奔高句丽的兵部侍郎斛斯政送还 。

隋炀帝见高句丽请降，心中十分得意，认为自己终于达到了目的，于是不顾大臣们的反对，下令班师还朝。然而，他并没有意识到，高句丽的请降只是权宜之计，并非真正的臣服。事实上，高句丽国王高元根本就没有按照隋炀帝的命令入朝，也没有放回其俘获的大批隋朝军民。唐初使节到高句丽时，还看到大量当年被高句丽俘获的隋人，“隋人望之而哭者，遍于郊野”。

隋炀帝回到洛阳后，举行了盛大的献俘仪式，将斛斯政当众处死，以显示自己的威严。但这一切都只是表面的风光，实际上，隋朝已经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三次大规模的征战，不仅严重损耗了隋朝的国力，导致国家财政空虚，民生凋敝，还造成了百姓对朝廷的极度不满，阶级矛盾被彻底激化，隋末农民起义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江南北 。

在河北地区，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日益壮大，他们占据了大片土地，多次击败隋朝的官军，成为了隋朝在北方的一大劲敌；在河南，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异军突起，他们开仓放粮，赈济百姓，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一度逼近洛阳；在江淮地区，杜伏威、辅公祏率领的起义军也十分活跃，他们控制了江淮的交通要道，切断了隋朝的漕运，使得隋朝的物资供应受到了严重影响。

面对各地风起云涌的起义军，隋朝政府已经无力应对。隋炀帝虽然多次派兵镇压，但都收效甚微。他的统治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绝境，曾经辉煌一时的大隋王朝，已经摇摇欲坠，即将走向覆灭的深渊。大业十四年（公元 618 年），隋炀帝在江都（今江苏扬州）被部将宇文化及缢杀，隋朝正式灭亡，距离第三次征讨高句丽结束仅仅过去了四年时间 。而高句丽则在隋朝灭亡后，继续在东北亚地区维持着自己的统治，直到唐朝时期，才最终被唐高宗所灭 。

历史回响：三征背后的深层思考

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犹如一场波澜壮阔却又充满悲剧色彩的史诗，在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这场持续数年的战争，不仅深刻影响了隋朝自身的命运，也对后世及东北亚地区的格局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改变。

从政治层面来看，隋炀帝的初衷或许是为了彰显隋朝的国威，维护天下共主的地位，将高句丽重新纳入以隋朝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之中。然而，他的这一决策却忽视了国内的实际情况和民众的承受能力。频繁的战争动员，使得大量的人力、物力被投入到战争之中，导致国内民生凋敝，百姓苦不堪言。这不仅引发了民众对朝廷的不满和反抗情绪，也削弱了隋朝的统治基础。杨玄感的叛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场叛乱虽然最终被平定，但却给隋朝的统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得隋朝内部的矛盾进一步激化，统治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裂痕。

在经济上，三征高句丽无疑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为了支持战争，隋朝政府不得不征收大量的赋税，征发无数的民夫。大规模的徭役和兵役，使得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被抽离，导致农田荒废，粮食产量锐减。同时，战争的消耗也使得国家财政陷入了困境，为了填补财政缺口，政府不得不加重对百姓的剥削，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动荡。原本繁荣的隋朝经济，在战争的摧残下逐渐走向衰败，国家经济陷入了恶性循环，这也为隋朝的灭亡埋下了伏笔。

军事上，隋朝虽然拥有庞大的军队和先进的装备，但在与高句丽的战争中却屡屡受挫。这一方面是由于隋炀帝的战略决策失误，过度干预军事指挥，使得将领们无法根据战场实际情况灵活应变；另一方面，高句丽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复杂的地形以及顽强的抵抗意志，成功地抵御了隋军的进攻。三次征讨，隋朝不仅损失了大量的兵力和物资，还严重削弱了自身的军事实力，使得隋朝在面对国内日益猖獗的农民起义时，显得力不从心。

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三征高句丽改变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格局。虽然隋朝最终未能成功征服高句丽，但这场战争却让高句丽元气大伤，使其在东北地区的扩张势头得到了遏制。同时，战争也使得隋朝与周边其他政权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例如，突厥等少数民族政权看到了隋朝的衰弱，开始蠢蠢欲动，对隋朝的边境构成了更大的威胁。而新罗、百济等国则在这场战争中看到了机会，它们试图通过与隋朝或高句丽的联盟，来实现自己在朝鲜半岛的利益诉求，这也进一步加剧了东北亚地区局势的复杂性。

隋炀帝的三征高句丽是一个复杂而多面的历史事件。它既是隋炀帝个人野心和抱负的体现，也是隋朝政治、经济、军事等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这场战争给隋朝带来了沉重的灾难，加速了隋朝的灭亡，但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深刻的教训。它让我们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和代价，以及统治者在做出决策时，必须充分考虑国家的实际情况和人民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避免重蹈隋朝的覆辙，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繁荣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