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初春的一个清晨，天津机械厂的铸造车间里汽笛声刚落，一个身材清瘦的中年师傅拎着饭盒快步而来。有人悄悄告诉新进学徒：“别小看那位孙师傅，七八年前他还是国家副总理。”这句悄声议论在蒸汽与铁屑交织的空气里飘散，很快被卷进机床的轰鸣，却足以让旁听的年轻人半天回不过神。谁能想到，昨天还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全国性会议的人，此刻正蹲在地上，用粉笔给工友讲解车刀角度──这种戏剧性的反差，正是孙健人生最真实的注脚。

追溯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1936年4月，孙健出生在河北静海一个普通铁路工人家庭。幼年的生活清苦，却也练就了他对机器油污的“免疫力”。十四岁那年，孙健随父亲进入津浦线某段机务段当学徒，腻在蒸汽机车的轰鸣声里度过了青春。1955年，十九岁的他正式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国营厂工人，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二十年，他的履历单看似简单：车床工、车间副主任、厂副厂长、厂长。可每一级跳跃都在时代风云里打转，一次技术革新、一次事故处置、一份工人代表大会的发言，都被上级记在心里。

1969年冬，天津遭遇罕见寒潮，部分企业停工。时任河东机厂副厂长的孙健冒雪抢修锅炉，仅用三昼夜便恢复了生产，保证了军工配套。那年春天，市里开大会点名表彰了他。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孙健走进了更高层的视野。1973年，他升任天津市委副书记，负责工业口。为摸清底数，孙健几乎年年跑遍大中型企业，把自己当作技术员而不是官员。天津一位老技师事后回忆：“他在工人里边，跟谁都能聊得来，不说大话，一句话就能对上‘行话’。”

1975年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为了体现“工农干部上台”的政策导向，会场上一口气推选出五位工农出身的中央领导人：陈永贵、孙健、吴桂贤、李素文、陈慕华。年仅三十九岁的孙健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工业和交通，排名在谷牧之后。那天掌声雷动，孙健却在合照后悄悄退到一旁，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心里没底，这副担子可不轻。”

议事厅第一次碰头会上，周总理特意把孙健叫到身边，低声嘱咐：“你年纪小，要多下去看，多问谷牧他们，先把三个年头当学徒。”孙健唯唯诺诺地点头，心里却翻江倒海。工人出身的自豪感还没来得及发酵，深夜的失眠便开始造访。那段时间，中南海灯火常亮，而他办公室的灯时常最后熄灭。助手高声提醒，他总摆手：“多看几份资料，我心里才踏实。”

工作方法延续了他在厂里的老路子：不批示文件就是作风硬；没实地勘察就不开口定论。大庆会战指挥部一次汇报会，他把笔记本摊开，先听现场技术员讲完，再请人把局部管线图挂上墙，用粉笔在图上逐点标出隐患。有人私下嘀咕“副总理管太细”，他置若罔闻。唯一的“奢侈”兴趣是研究学术杂志，尤爱阅读国外钢铁期刊，常常夹张薄纸，把刚学的新热处理法记下来回厂验证。

可即便谨慎至此，也躲不过大气候的骤变。1976年10月，“四人帮”覆灭，中央形势急转。就在同年秋末，孙健被要求谈话，重点是回顾自己被提拔的经过及在任内的各项决策。谈话持续数日，主持人多次追问：“和张春桥、姚文元可有交往？”孙健只有一句：“无。”调查组最终没有查到他与“四人帮”有“组织或个人依附关系”，材料被搁档。

悬着的心尚未落地，1978年3月，他赴西南某机械重镇调研。正午时分，办公用的红色电话急促响起，接线员把北京来电转给他。“请立即返京，有重要会议。”简短的通知背后，意味深长。孙健合上考察笔记，问了句：“几点火车？”然后对随行秘书淡淡补充，“今晚上就走。”

三天后，国务院常务会议公布决定：解除孙健副总理职务，回原籍另行分配。消息传到天津，已是深夜。家里那套在河西区分配的宿舍陷入沉寂。妻子罗华琴手握热茶，手心冒汗：“你——后悔吗？”孙健轻拍她肩膀，声音平静：“早想到了。苍鹰飞得再高，也要落回原窝，该换人就换人。”短短一句话，说得风轻云淡，却也显露出他对大势的清醒。

他确实有备而来。1977年底华北组干会期间，有知情同志悄悄提醒：“回老单位的名单，也许有你。”孙健提前把个人物品分包打点，连爱看的国外技术资料也全数寄回天津。在正式决定下达前，他就托人替妻子找好一家离家近的医院工作岗位，孩子也办了转学。对外他笑称：“副总理改行当工人，不跌份儿，咱本来就是干这个的。”

回厂报道那天没有仪仗队，只有一辆老旧伏尔加在雨里悄悄停靠。厂长迎上来，话到嘴边却变作一句矜持的招呼：“老孙，欢迎回家。”两人握手时，许多工人好奇的目光落在那件褪色的蓝布工作服上。孙健提议：“别给我安排单间，就住集体宿舍。”拗不过他，车间只得找了间最干净的工棚，摆张单人床，挂块写“孙健”名牌的小木牌。

令人意外的转机很快出现。过去压在心头的沉重担子被卸下，他的失眠像被后半夜的汽笛吓跑，躺倒就能熟睡。白天，他整日泡在车间，拆解旧机床，写改造方案；夜晚，他在宿舍台灯下校对零件图纸。一名青年工人说：“孙师傅会用手摸齿轮，闭眼就能报出齿数，真神。”厂里技改项目效率翻番，节约了大笔进口备件，领导层只能再次把他推上管理岗位。1985年，他成了总装车间项目经理，后来评上省劳模，领奖那天他只带了一个笔记本，背后印着“天津机床厂”。

时间晃到1997年11月3日，上午十点零五分，孙健因肺癌离世，年仅六十一岁。噩耗很快传到北京。谷牧听到消息，沉默良久，随后吩咐秘书买花篮、草拟悼电。两天后，天津殡仪馆内，挽联写着：“孙健同志，一路走好——谷牧敬挽。”孙健的妻子罗华琴抚着花带泣不成声。没有部长列席，没有媒体跟拍，围在灵堂里的多是昔日车间工友，他们把沾满油污的工作手套紧握拳心，给这位曾经的副总理，也是他们的老班长，敬上最后一个工礼。

回看孙健的轨迹，会发现并非孤例。同在1975年登上国家舞台的五位工农出身领导，吴桂贤、李素文、陈永贵、陈慕华先后退回原单位或地方。那是一次历史罕见的“基层选拔大提级”，在短暂的风云之后，他们以不同方式回归平民。原因多元：一是“非常时期”的政治需求悄然终结，二是经济建设转入新阶段，需要更专业化的技术官员。孙健被免，并非因任何组织结论，而是“大厦重修”时的一次系统调整。遗憾与否，旁观者众说纷纭，然而他本人从未公开抱怨。朋友多次劝他撰写回忆录，他只答：“写什么？大事归档案，小事随风去。”

此后近二十年，孙健极少接受采访。偶有记者循迹而来，他总笑着摆手：“我不过是个老工人，快节奏写什么传记？”可厂区里仍流传着关于他的小故事。一次新工人忘记关阀门，炉膛温度飙升。孙健冲上去手拎大锤，砸开卡死的调节阀，滚烫的蒸汽扑面而出，溅到他右臂留下一大片红斑。他只是吩咐拉闸停机，回头掬起冷水冲烫伤。事情传开，大家议论不已，他却说：“在车间里，反应慢一秒就可能炸炉，还是我来。”

不少人纳闷，既然中央没有追责，为何不继续留在更高位置？知情者解释，那时的干部调整着重“专业化、年轻化”，而工农干部里缺乏高等教育背景者多。孙健虽精于机械，却终身未上过大学，时代的急转让他主动“就地落位”，也是给自己和改革让路。这种自觉在当年并不常见，却是老一辈领导人中隐秘而珍贵的品质。

1989年以后，他淡出厂级管理岗位，改任技术顾问。每年春秋两季，他仍下到车间，戴大檐帽、穿旧工作服。新学徒不认识他，笑称“老孙真能干”，待知道往昔履历，几乎不敢相信。本世纪初，天津机床厂修建纪念墙，准备刻上历任厂长名单。设计人员拿来打样稿，孙健看了片刻，提笔划掉自己名字：“我那点经历，留在大家心里就行，不必刻石头。”

治疗肺癌期间，他拒绝去北京大医院，理由简单：“不想麻烦组织。”天津市里曾送来两次慰问金，他在病房门口签收，然后分给了困难职工。医护人员对他的节俭和坚忍心生敬意。去世前两天，他嘱咐妻子：“别惊动太多人，安静点，比什么都好。”于是才有了那场朴素的葬礼，也才有了谷牧以“私人”名义匆匆赶来的花篮。

孙健的一生，像老式车间里反复敲打的红钢坯，经千锤百炼却不张扬。抛光后，留下的不是耀眼光晕，而是一种沉静的硬度。了解细节的人屈指可数，可那一年春天在车间听到“副总理”故事的学徒，如今已是工程师，他说：“孙师傅教会我们，职务是工装，换一套衣服而已，真本事才跟着自己。”

从跌宕到沉潜：工人副总理现象的时代注脚

回到一九七五年那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届人大，五位工农干部集体走上政治高位，曾被视为“阶级基础依旧牢固”的象征。这里面，孙健的存在最为独特：既不是知青上山下乡再回城的典型，也并非根据地成长起来的老红军后辈，而是城市产业工人的代表。当时的中国工业正经历“鞍钢宪法”到“大协作”的过渡，决策层需要一位熟悉生产线的亲历者，为全国八大工业部疏通信息，提供底层意愿。于是，兼具技术底蕴与执行力的孙健被推上舞台。

然而，转机与风险同在。1976年唐山地震、华北交通中断、能源短缺，每一件都考验政府班子的快速反应。孙健奔走于灾区与京津唐工业带之间，提出“生产现场与抗震前线合一”的临时指挥方案，的确缓了一口急需钢材的燃眉之火。这些往事后来鲜有人提，可当时《人民日报》的图片报道依稀可见他蹲在废墟旁和技术员比划梁柱受力点的身影。

粉碎“四人帮”后，拨乱反正的车轮碾碎了许多“非常时期”的人事安排。对干部队伍进行系统梳理、打通专业技术与行政管理的通道，是1978年春季北京最紧要的任务之一。孙健与数位工农干部几乎同时退出高层，以政治符号回归生产一线，在当时其实是一种“示范性动作”：给全国立一块牌子——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职务回到与能力、学历与治理需要的匹配轨道。

走下台阶之后，孙健的变化耐人寻味。心理负荷减少、失眠痊愈，侧面说明政治中枢的高压环境与其性格并不契合。他在工厂里焊接、车铣、设计治具，操作规范带来了直接的经济效益；“副总理”这一光环却在尘土里逐渐失焦。若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种反差折射出一个时代的成长烦恼：如何让“出身决定论”让位于“能力决定论”？答案并不在高谈阔论，而在无数像孙健一样的人，用亲身沉浮探路。

今天，透过孙健的遭遇可以看到政治生态重建的艰难，也能感受到技术人才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不可替代。倘若没有当年那些能抡扳手、懂机理的实践者，中国的装备工业不会在八十年代迎来大踏步追赶。孙健的名字躲进了车间的铁屑和润滑油里，看似消隐，却在一代技工的口口相传中获得了另一种“非官方”的纪念。

回看他生前留下的笔记本，第一页仍可见一行字：“做事先做人，随后再论官位。”或许，这才是那束来自谷牧的白菊最终要对世人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