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教子有方

刘明钢

一代伟人刘少奇深谙子女教育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不仅关乎家庭私事，更与党和国家的发展前景以及命运紧密相连。他律己严谨，家风严格。

生活需理想与目标。

刘少奇先生共育有九位子女，何葆贞女士留下了三位子女，分别是长子刘允斌、长女刘爱琴与次子刘允若；王前女士亦有一子一女，即次女刘涛与三子刘允真；而王光美女士则育有四位子女，分别是三女刘平平、四子刘源、四女刘亭亭以及五女刘潇潇。

刘少奇特别强调对子女进行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教育。即便工作繁重，他依旧把握每一个可能，投身于孩子们的教育工作中。他时常召集家庭会议，将孩子们召集一堂，对他们进行悉心教导；有时则针对某个孩子的不足之处，进行一对一的交流；而在全家聚餐的时光里，他则坐在饭桌旁，倾听孩子们在学业、生活和职业上的点滴。若是身处异地，他便以书信的形式与孩子们沟通，信中既有对他们成就的赞扬和鼓励，也不乏对缺点的指正和引导。刘少奇的言传身教，对子女的成长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女儿刘亭亭回忆起父亲时说：

年幼时，我在餐桌旁聆听父亲与兄长姐们谈论共产主义。我对这话题一知半解，便好奇地问父亲：“您能看见共产主义吗？”他一时语塞，随后回答：“不仅我看不到，或许你们这一代人也难以亲眼见证。实现共产主义并非一朝一夕，不是五十年或一百年就能完成的。”

“为何要我们为那无形之物而努力拼搏？”我继续追问道。

父亲沉思片刻，力求将话题简化：“人生不可或缺的是理想与追求，我们如今所付出的努力，皆旨在为子孙后代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你已经长大成人，理应树立正确的目标，为了下一代，乃至更远未来的几代人，不懈地奋斗与工作。”

这次对话，在刘亭亭幼嫩的心田里播撒了共产主义的理想种子。她感慨道：“这是我首次领悟，理想并非虚无缥缈的幻想，它与为了下一代美好生活的奋斗紧密相连。时至今日，我仍旧对那些怀揣信仰的人心怀敬意，对那些为他人、为后代幸福不懈努力的人充满敬仰。如今，这样的人似乎愈发稀少，然而，我知道，我的父亲便是他们中的楷模。”

1963年四月，刘少奇在出访东南亚四国的行程中，于昆明稍作逗留。恰逢此时，刘少奇与夫人王光美考虑到女儿的刘平平即将迎来她的生日，便决定亲笔为她撰写一封生日祝福信。

“我们衷心希望你能立志成为一名进步的、革命的青年，怀抱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秉承雷锋式的谦逊而崇高的共产主义精神，切实继承并担当起革命先辈的事业。”

这封刘少奇的信函，不仅饱含着对女儿深切的期望之情，亦倾注了老一辈革命家对青年一代的厚望与深情寄托。

02 “子女不能特殊对待”

1949年七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中央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对苏联进行了一次秘密访问。远在苏联深造的刘允斌和刘爱琴听闻此事后，连忙赶到代表团驻地进行探望。

“国内不久将兴起自办的学府，不妨回国深造。你自幼便远赴他乡，回国后能更深入地了解国内的情形，这对你的成长大有裨益。”刘爱琴接受了父亲的建议，随后便一同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1950年，刘爱琴顺利踏入中国人民大学的大门。每逢周末，她离校返家，鉴于乘坐电车耗时费力，她便不吝拨通中南海汽车队的电话，恳请派车接送。此事被刘少奇得知后，他严肃地责备刘爱琴：“您目前无法使用车辆。您清楚这辆车的主要用途是何在吗？我使用汽车是出于工作需求，您若联系车队替换车辆，是否会影响他人？您回家可以选择乘坐电车或公交车，不是吗？”

刘少奇对子女一向要求严格，从不搞特殊化。记者曾经问刘亭亭：“作为国家主席的子女应该很有优越感吧？”

刘亭亭回应道：“并未。在学校之中，同学们对我父母的职业一无所知，我们所有人的档案中，父母一栏均填写的是化名。父亲母亲禁止我们提及，我们自然不敢妄言。记得有一次，在音乐课上，刘源忘记携带课本，音乐老师便拨通了母亲的电话，说道：‘麻烦您将课本送来。’母亲未加思索，立刻骑上自行车从中南海赶来送书。母亲总是如此随和，只要她不忙，便会出席家长会，全力配合学校和班级的工作。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国家粮食紧张，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极低，副食品更是稀缺，全国上下都在忍饥挨饿。我们亦在校园中艰难度日。我曾两次在学校中晕倒，我的同学的母亲便给母亲打了电话，责怪她心狠，说她女儿已经晕倒两次，却还不接回家。正当母亲准备接我回家时，父亲却说道：‘此刻，全国人民都在受苦，我希望他们从小就能与人民共患难，待他们长大成人，为人民服务时，便不会让人民再次遭受苦难。’于是，我们便继续留在了学校。”

刘少奇的三子刘允真，在高中阶段遭遇落榜之挫折，一时间情绪沉郁。有人企图以刘少奇之名，前往学校进行说情。刘少奇闻悉此事后，立即召集家庭会议。他情绪激动地表示：

无论子女是求学还是就业，我都坚持不让他们使用真实的父母姓名，以免给人留下管理上的不便和特殊化的印象。如今，孩子未能考入理想学校，却试图借助我的名义，仿佛高级干部的后代在初中毕业后就必须升入高中，高中毕业后又必须进入大学，似乎考上与否无关紧要。进入职场后，他们又似乎必须担任领导职务，不管是否具备相应的能力。这究竟是什么逻辑？为何高干子女不能成为工人、农民或解放军战士？我再次明确表示，我的孩子决不允许享受特殊待遇！

刘允真考入北京郊区的学校。半工半读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均取得了大学文凭，而我则选择了半工半读的学习方式。”

对子女要求严格，绝不宽容。

“身为国家领导人，少奇对子女的教育尤为严格，从未有过丝毫的宽容与迁就。”

刘少奇从未向孩子们透露他们不应了解的信息，亦严禁他们踏入办公室的领地，更不允许他们触及任何文件。在某个新春佳节，刘少奇一家的团圆晚宴上，往常难得与父母共餐的孩子们显得格外兴奋。他们纷纷迫不及待地分享各自的趣事，其中一位不经意间提到了在同学间流传的一则“传闻”，由于这则消息涉及了他们不应了解的机密信息，刘少奇立刻质问：“这消息是从哪里听来的？”

孩子瞥了爸爸一眼，不屑地回应道：“反正在这里，咱们什么都听不到、看不到，我们班上有些同学的消息来源可就特别多。”

话语激怒了刘少奇，他随之放下手中的筷子，语气严苛地表示：

鉴于我工作的特殊性，日复一日，我都在处理党和国家的高度机密。我未曾透露那些你们不应知晓的信息，这是完全正确的做法，这不仅非我之短，反而应当视为我的长处。相反，若有人向你们泄露此类信息，那无疑是他的过错，毫无疑问。你们应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学业之中，在闲暇时刻，不妨多读书、多阅报，切莫在小道消息上徒耗心神。若将此类信息充斥头脑，不仅会干扰学业，一旦外泄，轻则构成泄密，重则可能给党和国家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害。

“爱琴自苏联归国仅一年有余，尚未经历国内斗争环境的磨砺，缺乏风雨洗礼，在政治上尚显稚嫩，生活作风亦未充分体现艰苦朴素，我对女儿转正的态度十分明确：‘严格把关’。”

党支部秉持“严格标准”的宗旨，对刘爱琴的转正事宜进行了严谨而认真的审议。最终，决定不予以批准其转正，并撤销了她的预备党员身份。这一决定在刘爱琴心中激起了强烈的波澜，促使她深刻反思人生道路，自此以后，她对自己提出了更为严格的要求。

04 “塑造孩子们的劳动素养，此乃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少奇，一位出身于湖南农村的杰出人物，对“劳动”二字有着深刻的感悟。他时常对王光美强调，培养子女的劳动习惯，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刘少奇虽身负重任，却始终不忘抽空投身劳动，并勉励子女们亦应积极参与。在中南海的宅院中，他指导孩子们亲手栽种果树，收获果实。更有一次，中南海进行房屋修缮之际，他携妻子与子女一同前往工地，亲身参与劳动。

“你们应当走出校门，投身社会锻炼。每日分出半天，与农民伯伯一同劳作，剩余半天则用于温习功课。”在启程之际，他再次叮咛：“时下正值酷暑，你们需做好心理准备。农民伯伯们不畏炎热、不畏辛劳、不畏艰苦，你们也应效仿他们的精神。”

刘少奇在思想与行动上对子女的严格教育，由此可见一斑。

05 “唯有放手让他们独立探索，方能锤炼其能力。”

刘少奇深谙培养子女独立生活能力的重要性。他常言，教育子女的最佳途径，便是让他们投身于最为艰辛的生活环境，以磨砺意志。

刘源在中学时代，每逢炎炎夏日，刘少奇便督促他投身军营，锻炼意志。恰逢军队举行大规模的竞技活动，刘源凭借出色的射击技巧，被选为特等射手，并被编入精英班。他与战友们并肩，日复一日地肩负着沉重的砖块进行刺杀训练，以致于腰酸臂痛。刘少奇时常勉励他勇于克服困难，坚持不懈地锻炼，因此，刘源在中学岁月里度过了三个充满挑战的暑假。

1965年炎炎夏日，王光美女士深入河北省定兴县乡村，投身于“四清一日，刘少奇手持一封已备好的信件，对秘书言道：“我已致信光美，希望平平能将此信转交。请通知相关人员，切勿为她购置车票，亦无需派遣车辆送行，更不必通知光美或工作队的同仁前往车站迎接。她应自行购票，自行登车，自行前往，总之，一切事宜均由她亲自处理。”

秘书听闻刘少奇的话语，心中不禁有所嘀咕：“年纪轻轻，又未曾踏上过长途之旅……”

刘少奇立刻打断秘书的言辞，强调道：“正是因为她未曾远行，我才决定让她如此行事。孩子们不能总是依赖大人的安排而生活得无懈可击，他们必须亲自去探索、去挑战，这样才能获得真正的锻炼。若是一味地让他们坐享其成，依赖他人提供一切，这并非真正的爱护，反而可能对他们造成伤害。”

刘少奇稍作停顿，语气略显柔和地强调：“对待孩童，既要严格管教，亦需给予适当的空间。若是学业不勤，品德有亏，或是举止无礼，均不可放任。而对于那些能够锻炼他们坚韧不拔意志、增长见闻阅历的实践活动，则应大胆鼓励他们投身其中。旨在培养他们的劳动意识，增强自我管理的能力。”

最终，刘平平孤身一人乘坐火车抵达了河北省的定兴县。她的突然现身让母亲王光美震惊不已。周围的人也纷纷感到诧异，纷纷好奇地询问：“平平，你是怎么来的？是谁帮你来的？”刘平平自豪地回应：“我自己来的，没有人送我，这是爸爸让我这么做的。”

众闻之，莫不赞叹刘少奇在教育子女方面的独到方法。